美國韋恩州立大學醫工系及奧克蘭大學生物系兼任教授 潘震澤
多數科學家都會同意：像這樣的龐大的研究成果，必然是犧牲了與家人共處、參與藝文活動，以及對科學圈內外更廣泛議題的關切等，才可能成就。
上面這段話，出自美國生殖生理學家葛利普（R. O. Greep, 1905-1997）為避孕藥發明人之一、華裔學者張民覺（Min-Chueh Chang, 1908-1991）所寫的訃文。張民覺一生共發表了347篇論文，其中112篇是單一作者，另外38篇他是資深的通訊作者（顯示這些都是張個人的心血結晶，而非掛名之作）；面對這樣的成就，葛利普故有此歎。
通常我們看到研究成果質量均優的同行科學家，都不免心生羨慕，認為他們享有先天資質與後天環境的助益，才有這種傑出表現；然而這些成功者付出的時間與精力，以及其家人的犧牲，則常遭受忽視。其實，每個人每天同樣都只有二十四小時可供運用，在這一點上老天是公平的；至於我們醒著的時間要用在哪裡，可是自己的選擇。
科學研究是追求真相的活動，先天就有讓人欲罷不能的本質，再加上外在的誘因及壓力，因此科學家裡變成工作狂的，並不少見。無論是有問題縈繞在心，還是實驗本身曠日費時，研究都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；因此，科學家的另一半，對此必定得早有體認才成。
《天才的學徒》（Apprentice to Genius，天下文化，1998）一書當中的主角之一布羅迪（Bernard Brodie, 1907-1989），是其中一個極端的典型。對布羅迪而言，研究既是工作，也是娛樂；出了實驗室，他幾乎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嗜好。布羅迪不相信什麼工作、娛樂及休息各佔三分之一的均衡生活之道；他堅稱：均衡生活使人平庸。
因此，布羅迪除了睡覺用餐之外，其餘時間都用在與研究相關的活動；他隨時可能為了實驗或論文的問題，掛電話給手下的研究人員，就算下了班也一樣。事實上，布羅迪的家就是研究室的延伸，他的下屬晚上到家裡來討論實驗、撰寫及修改論文，可是家常便飯。可想而知，布羅迪夫人對布羅迪的行徑必定是全力配合的；她有如母親以及僕人一般，全心照料著先生（他倆沒有小孩）。這一點，大概不是多數女性願意做的。
現代生理學的祖師爺之一伯納（Claude Bernard, 1813-1878）的婚姻，則是另一極端。伯納是當年極少數放棄臨床工作、改走基礎研究的醫生，他在成名之前，生活過得相當艱苦。伯納經由朋友介紹，娶了一位醫生之女為妻；由於妻子豐盛的嫁妝，而讓他的研究工作得以開展。不過，伯納的妻子對他不但不賺錢、反而要花錢的研究工作完全不認同，後來甚至與伯納分居，也不讓兩個女兒與父親親近。因此，伯納的後半生，可說是孤身一人度過的。
類似伯納這樣，因專注研究而導致婚姻破裂的科學家，不在少數；然而，科學家裡婚姻幸福的，也所在多有，《天才的學徒》中另一位主角愛克索羅（Julius Axelrod, 1912-2004）的婚姻，就是範例。愛克索羅的妻子是極為重視隱私的人，也講究男女平權；她雖然全力支持愛克索羅的研究，但卻不讓工作打攪他們的私生活，就連愛克索羅最親近的同事，也從沒到過他們家。此外，她還與愛克索羅約法三章，週末愛克索羅得放開工作，幫忙家務。愛克索羅是一九七○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，看來，家庭與工作還是可以取得平衡的。
科學家有許多常見的職業毛病，包括工作時間長、心不在焉，以及對許多世俗活動不感興趣等；然而，如同醫師作家努藍（Sherwin Nuland）在《器官神話》（Mysteries Within，時報文化，2002）裡所言：「各行各業都有暗藏的好處。」研究工作也不例外。除了較為單純穩定外，到了一定程度，科學家會有不少由公費支助到外地及國外開會的機會，也可以攜伴。當然，科學家的另一半常要照顧家裡，不一定都能隨行；但等家累減輕以後，當不成問題。
美國生理學家坎能（Walter B. Cannon, 1871-1945）的婚姻介於布羅迪與愛克索羅的婚姻之間，也是幸福的範例。坎能夫人樂於招待先生的同事及學生，也會督促坎能在工作之餘做些休閒活動。坎能夫人曾隨坎能訪問中國、日本及蘇聯，一路上受到了坎能先前學生及同行的殷勤招待，讓坎能夫人十分窩心。她甚至開玩笑說，跟隨教授先生出遠門享受各方禮遇，是唯一的旅遊之道。當然，這份待遇是研究者長時間的付出之後才掙來的，要是另一半早早放棄的話，到時享受的可能就是別人了。
與張民覺相比，避孕藥的另一位發明人翟若適（Carl Djerassi, 1923-）則是除了研究之外，積極享受人生的科學家，他熱愛音樂、藝術及文學。翟曾感嘆，他在史丹佛大學的同事，沒有幾位會上舊金山市聽歌劇。當然，不同的人會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未必就有高下優劣之分，但多看一些前輩科學家的生活，對後學者當有所啟示。
{本文原載於中央日報副刊 2005.05.17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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